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近日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挑战,其难以摆脱全球经济的影响,靠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提高城镇和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未来中国消费能不能持续增长一个关键因素。

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主要有三大方向:技术创新路线、把握需求的路线、沿着财富流向的路线。最终,把握新经济和软价值的创造规律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

以下内容根据滕泰院长在2019界面·财联社上市公司创新峰会上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与机遇》讲话整理,由氢云资讯编辑。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

世界经济:乱纪元开启?

首先我们看一下全球经济形势。大家都在关注中美贸易争端,但每一次要接近达成协议的时候,最后又很失望。为什么中美贸易争端距离达成协议总是差一步?

一方面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形成了非常广泛深厚的共同经济利益,所以不得不谈,没那么容易说分手就分手。其次,在一些各自认为的原则性问题上又存在着明显的、不愿妥协的分歧。所以双方都有谈的愿望,但谈到最后又会分手。

但是在这样长期性、反复性、一轮一轮的谈判和争端过程中,实际上合作的内容在减少,争执或单方面增加关税(或类似措施)在增加。不但如此,贸易争端还有向科技战甚至金融战,政治施压、军事施压等方面扩大的倾向。

很多人说新冷战时代来临,我始终不愿意用这个词。但毫无疑问,合作的内容或因素在减少,不合作甚至制造分歧,破坏国际产业链分工的行动在逐渐增加。我们不得不怀着良好的愿望,但是对这些不好的现象要有充分的准备。

当中美贸易争端艰难前行的时候,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倾向。

比如说英国和欧盟。原本在大部分人看来,英国本着最理性的抉择就不该脱欧,但不理性的事情反而发生了。目前来看,即便脱欧,应该是慢慢谈,达成协议,在各方面都做出妥善安排再脱欧,对双方尤其对英国是最有利的。但现实告诉我们,硬脱欧,没有任何协议的脱欧很可能会发生。同时,在日韩之间也爆发了小型贸易战。日本效仿了特朗普,对韩国一些关键产品实施了产业链断供。

那么,所有这些决策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到了这么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不论是英美还是日本,一国的领导人按说应该对这个国家,对全球负起责任,做出最理性,对所有国民,对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最冷静的决策。

但是现在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仿佛更愿意代表一些群体,做出不理性情绪的发泄。在过去二三十年,或者那个稳定的时代,做出这样的发泄性决策肯定会被淘汰,会被赶下台,但现在却获得很多喝彩,甚至支持。总之,世界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已然遭到了很大破坏。

富士康的老板前些时候做了一个演讲,说将来全球尤其以5G为代表的产业会形成两套体系:美国主导一套体系,中国主导一套体系。我觉得这样的预测未免太夸大其词,令人感觉不可思议。

但是即便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每个国家在遭受了其他国家发起的产业链断供后,也自然会更倾向于独自构造一套产业链体系,不再依赖他人,避免受到伤害。

如果七八十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到今天可以划分为几个区域,慢慢变成区域化,自己构造自己的产业链体系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经济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收益会显著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欧洲、日本,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速依然很低——1%、2%。

两个拉动全球经济的主要火车头,美国经济在连续十年的增长后有可能会进入衰退期,而中国依然面临经济增速下行。在两个火车头的拉动作用都在减少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有可能进入衰退阶段。

有人开玩笑说,用著名科幻小说《三体》的一句话,是不是进入了乱纪元时代?因为《三体》里的三体人在两个时代之间不停转换:恒纪元是比较好的,气候、太阳照射都比较稳定,而在乱纪元大家就面对着比较严酷的环境。

用所谓乱纪元来比喻这个时代恐怕有点夸大其词,但实际上也不无道理。毕竟我们面临的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就像爱因斯坦讲的,上帝有时候还真掷色子,你所面对的世界只是一个概率。

那么在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还会下滑。我们还抱有良好的预期,期待中美贸易争端也好,英国脱欧也好,都会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作为企业家、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按照最坏的预期去做准备。

中国经济面临挑战

在全球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将会怎样呢?

首先它难以摆脱全球经济的影响。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四年顺差大幅下滑,平均每年顺差减少500亿美元,未来5-10年这个趋势还将持续。如果中美贸易争端形势更加严峻的话,恐怕短期内贸易顺差下降的速度会加快。

我们不敢预测未来10年中国一定会从贸易顺差国变成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国家,但是至少在未来5年内,顺差持续减少的局面会持续。全球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负的。

与此同时,靠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十年前的30%以上已经回落到了20%、10%,现在停留在个位数水平,甚至个别月份到了5%以下。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也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两位数的时代了,因为中国大部分的高铁、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剩下的可能是一些跟民生息息相关的更细微的基础设施建设。

房地产投资增速还会进一步下滑。最近两个月的数据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民营企业投资刚刚在低位企稳。制造业投资增速,也是能够保持在6%、7%就相对算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只能期望投资增速保持稳定,但是不能指望中国的高速增长再靠投资拉动。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说中国的消费市场孕育着巨大希望。但孕育着巨大希望也是孕育着巨大风险。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靠消费一枝独撑的话,那么消费出现了下行变化怎么办?

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居民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直到2019年才开始有所扭转。主要原因是因为年初个人所得税减税,提高了个税起征点,使这一趋势有所好转。

此外,它取决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比较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比较高,那么如何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城镇和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未来中国消费能不能持续增长一个关键因素

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按照最乐观口径预测只有大概不到4亿,占总人口比例不到30%,而稳定、成熟的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应占75%左右。所以有人提出,如果把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叫中产阶级的人口总数提高一倍,那么中国的消费还有很大的市场。

因此,最新的政治局会议就提出,用改革的办法促进消费增长。如何理解?我个人的理解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如何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呢?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讲,要降低那些过去多年以来靠垄断、靠人为制造稀缺来获取超额报酬的那些要素的收益。

比如说土地部门、金融部门。拥有土地的部门,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行业,获取了更多的利益。如果金融部门获取了太多的垄断利益,就会挤占其他部门的收入。那么什么样的人的收入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无非是劳动者、知识者、管理者、技术者,要提高他们的数量。

所以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减少垄断超额要素的报酬,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范围,保持消费增速的提高。

那么,如果说除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影响消费增长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过去几年,居民的房子作为财产性收入仿佛是增加了,但是居民持有的股票财产性收入却大幅降低,甚至是负的。中国有1.4亿股民,乘以3(假设每个家庭有3个人),代表着差不多4-5亿的人,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群体的代表。当这些代表人群的财产性收入在过去几年都是负的情况下,对消费增长已然形成了负面的影响。

从需求来看,三驾马车各有挑战。从供给侧来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供给结构老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但是金融危机后美国迎来了10年的经济繁荣。而中国从2010年到现在连续近10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有本质的差异。

2008年以前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在GDP里占比已经低于20%,只有百分之十几。次贷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又冲击了它的房地产行业,所以经过2008年金融风暴后,美国的代表性产业都是新经济产业。

过去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传统制造业的复兴,也不是房地产、重新城市化或基本建设的复兴,而是Google、Facebook、 Microsoft等这些新经济的出现。美国经济增长的代表性区域是加州、纽约、波士顿,而不是那些中部的制造业州。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期阶段还没有完成,但基本接近完成,在后期阶段房地产不能再成为支柱产业,所以房地产相关产业链的增长必然会受到挑战。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地从上海、北京等一二线城市向外搬迁。

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真正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深入推进,降低要素成本,放松供给约束,更新升级供给结构的话,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在6%这样一个相对高质量增长的水平稳住。如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有可能在两年之内,中国经济的增速最后跌破6%,在五年之内还有可能跌破5%。

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

要改变这样的状况,稳定在6%水平的一个根本出路,还是要靠结构性的改革来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大方向在哪里。很多人呼吁说要重视农业,因为农业是基础,这是不容否认的,农业永远是基础。还有人说要重视制造业,强调制造业是强国大国的基础,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制造业是基础,农业是基础,并不意味着它在GDP的占比会逐步提高。

在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指标叫恩格尔系数,就意味着人们对食品消费越少,结构越好。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占比达到了6%左右,接下来还会降低。

第二产业里的制造业占比已经低于30%,占到29%左右。这个数字还会往下走,现在德国是26%,除此之外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他们的制造业在经济的占比都低于20%。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制造的强大,而是因为经济的结构变了。

服务业的占比这两年已经超过了50%。所以说,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如果你不幸处于那两个正在减少的领域,那么生存环境肯定会受到挤压。制造业总体就是产能过盛,传统制造业更是产能过盛。

年初的时候马云在演讲时说企业家不要去看宏观,因为宏观改变不了,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而我觉得,尽管改变不了,但我们必须关注。也许过去30年、40年不用看宏观,闷头干活就可以,但现在不一样,必须看宏观形势到底怎样。

如果就你一个企业经营困难,其他的同行都很好,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整个行业经营都很困难,这可能是行业的问题。如果自己的行业不好,其他行业好像也不好,那就是宏观有问题。所以是时候考虑进退了,中国的企业家要看宏观,知道有时候退就是进,有时候进就是退。2018年有许多上市公司因为前几年不该高歌猛进扩张债务却高歌猛进扩张债务,造成了股权质押平仓失去了控制权。

我们不但要知进退,还要看一看方向,该左拐左拐,该右拐右拐。这里的左右不是政治上的左右,而是你的产业到底是处于上升扩大期,还是别人的产业在挤压你的产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未来经济转型的方向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可以沿着三条线看经济转型的方向。

第一条线叫做供给线,就是技术创新路线。5G、氢能源、AI、物联网、石墨烯、基因疗法等等,都孕育着巨大的增长前景。

每一轮经济最困难、最低迷的时候,总是一个新产业,新经济的起点。

1998年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国企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那个时候,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网易几乎都是在那一年出现的。

2008年是美国和全球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但是Google、Facebook也是在那时候,以3G、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新的实际增长。

而2019年也是全球经济面临挑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么多技术革命几乎同时来到了面前。所以说有的产业是受冲击了,但是很多产业的希望也在孕育。

第二条转型路线是要把握需求的路线,就是十九大提出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如今基本的物质需要差不多满足了,甚至有很多地方是过剩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主要指的是对知识教育、文化娱乐、信息传媒、养老休闲等精神需要,不以消耗地球物质资源为前提,也不是满足生理需要,而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这一路线的成长空间是无限的。

第三条转型路线是沿着财富流向的路线。如果你生活在农村的时代,那么你要尽量去开拓,拥有更多土地。如果在商业时代,就要去占有贸易路线,或者拥有贸易控制权。如果是制造业时代早期,就要迅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甚至掌握技术掌握资源。在互联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文化娱乐经济的时代,就必须掌握流量、平台,或者是新金融等。这是未来创新创业、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

在新的时代,新经济和制造业时代不一样了,它有更多的软性特点。软价值就是不以自然资源为财富源泉,而以人类创造性思维为财富源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比如说,在制造业里的研发、品牌和设计的价值,在知识产业里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运用的价值。又比如说,在文化娱乐产业里文化产品的创作,表演和感受的价值,在信息产业里信息的创作、处理、传播及使用的价值,金融产品的创造、发行和交易流动性的价值,以及高端服务业里创造性服务的提供和体验的价值。

这些价值将构成未来新经济的价值主体。所以我们不要光知道中国制造,还要有中国创造,中国创造更重要的是有中国价值的创造。

新经济软价值的创造遵循这样一个公式:

V 是软价值,C叫做有效投入因子。如果你从事的是制造业,你的所有投入都应该是有效投入,但是如果你处于文化娱乐或者是创造产业,可能90%的投入都是无效投入,只有少量的投入是有效投入。

那么你如何让更多的投入变成有效投入,同时还要容忍那些无效投入呢?

任正非说,他给那些研发没有成功的人,但是付出努力的人涨工资、升级。因为他知道,大部分研发注定是无效投入。但是如果你抱着传统制造业的观点,无效投入就干掉,那么你的企业怎么创造软价值?你要亲吻无数个青蛙才能发现一个王子,这就是有效投入因子。

N是传播群体广度。

今天的会议有很多媒体参加,现场的人听了是一个价值,如果传播到成千上万人听了又是一个价值。硬价值,不论是农业还是制作业产品,它的市场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就在那里——不吃饭肚子会饿。但演讲可听可不听,电影可看可不看,所以怎么创造更多的传播群体?

m就是软价值乘数。

如果一本书写完了,它的价值创造刚刚开始。名人点评一下,投资者写一下感受,就会增加它的价值,大众点评等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产品的创造者不仅是厂商,电影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拍摄者和创作者,还取决于院线,还取决于观众的评价和体验。不论是知识产业、信息产业、高科技研发产业都有这种特点。如何创造软价值是新经济时代企业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最后,在新经济环境下,价值的实现也出现了新特点。

第一,非对称实现。新经济和软价值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是非对称的实现,阳光免费,星光收费。从门户网站、社交平台到支付软件、搜索引擎,无一不是这样的收费规定。

第二,分段实现。先有公共价值,后有盈利模式。从亚马逊、京东、微博、微信、滴滴打车到共享单车,都是这样的特点,只要你创造出了足够的公共价值。比如你可以免费为1000万人提供服务,你的公司就值几个亿。如果你免费为几亿人提供服务,你的公司就值几十亿上百亿。

第三,资本化实现。新经济的财富主体不是厂房和办公楼。不论是科大讯飞还是腾讯,他们的厂房和办公设备都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主体价值是资本市场的市值。

最后,立体和弯曲的价值实现。每一次弯曲都意味着价值创造的升级。比如说《哈利波特》,写出来可能有10亿美元的价值,如果拍成电影就有几百亿美元的价值,又变成主题公园就有上千亿元的价值。

总之,新经济时代有很多价值创造的新规律。我们既要认识到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挑战,也要意识到这个时代面临的新机遇,把握新经济和软价值的创造规律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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